贵州省启动政策性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试点工作

这些话对我们是有触动的，课后同学们一起讨论宪法与经济发展等问题，虽然当时知识浅薄，但我们也开始感受宪法的重要性。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主体，尤其是革命性的政治主体问题，是以实现人类解放为目标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

(2)无产阶级必须出卖劳动力，这样才能获得生活资料，即是说无产阶级并非一无所有，还拥有自己的劳动力，而在市场上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前提是必须先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发现，自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诚如齐泽克所说：当我们把‘无产阶级作为‘普遍阶级取代贱民时，矛盾(贫困问题。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使用的更多是工人阶级的概念，而在《资本论》之前的文本中，特别是在论述阶级斗争时，马克思则常使用无产阶级的概念。(26) 五、被排斥者能否成为新无产阶级？ 相较于马克思的经典无产阶级，齐泽克的被排斥者这一新无产阶级主要新在何处？ 第一，被排斥者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6)它可能且会参与社会的革命性转变。齐泽克赋予了其革命性的政治意义，强调安提戈涅歇斯底里式的行动具有颠覆强权意识形态的巨大可能性。其次，在实体上，兼顾保障协议涉及的公共利益与原始协议的履行利益。

详言之，欺诈、胁迫、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可撤销标准缺陷有三处。然而，该法仅在第78条笼统地规定了行政协议包含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与补偿损失四种判决方式。法官在个案中判决撤销行政优益权时，不仅要认定该行为违法，而且要排除其他可能的违法后果。[12]参见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陕行终105号行政判决书。

明显不当等可撤销的事实。[34]关于行政协议是否可撤销，域外法层面呈现了肯定说与否定说的分歧。

[38]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利益衡量在论证时采用了不同于顺向规范演绎推理的逆向后果解释方法。参考传统的行政行为规则，行政优益权的违法后果具体分成三种情况。行政协议即使纳入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也只有该法第78条是对行政协议行为的专门规制。[41]值得强调的是，客观重大性的识别标准即所谓的理性人标准，指的是具备当地社会相同职业圈中的普通人所应具有的知识、认知能力与行为能力。

1.重大误解可撤销的利益衡量标准 虽然确立重大误解可撤销的初衷是为了保障协议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但是撤销权成立意味着行政协议关系归于消灭，这将影响行政协议存续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笔者以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应当与欺诈、胁迫类似，既可以在《审理行政协议规定》第11条第1款中明确明显不当包含因乘人之危导致显失公平的情形，也可以在《审理行政协议规定》第10条第2款中明确以因乘人之危导致显失公平为由撤销行政协议的举证责任由行政机关承担。有关错误的类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的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错误内容仍具有参考性。五、结语 虽然《审理行政协议规定》确立的行政协议可撤销区分判断模式值得肯定，但其第14条与第16条第2款规定的两种判断标准均存在明显缺陷。

可是，合法与违法之间已经形成了逻辑周延，可撤销本就属于行政行为违法的救济途径之一。一旦行政协议内容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仅以违法撤销处理，会损害法的安定性及行政协议存续所代表的公共利益。

关键词:  行政协议 撤销 单一判断标准 区分判断标准 利益衡量标准 重大误解 行政优益权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4年修改的我国《行政诉讼法》肯定了行政协议的可诉性之后，行政协议行为在我国成为了独立的行政行为类型。[2]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国《合同法》第54条目前已经被我国《民法总则》及我国《民法典》所修改，但是在行政协议案件中，法官还是选择以我国《合同法》第54条作为判决依据，本文基于实证考察，仍以我国《合同法》第54条为讨论对象。

该法第78条对行政协议只规定了违法和合法两种司法审查标准，如果将该条款作为第70条的特别规定适用，个案裁判时会导致两种利益失衡。如果行政机关据此主张解除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只需要满足以上法定条件即可，不必再证明其解除行为符合公共利益。如前所述，笔者对重大性的理解采主、客观标准说。从短期措施来看，《审理行政协议规定》中的区分判断标准均需要进行调整。[26]参见孙鹏：《民法动机错误论考——从类型论到要件论之嬗变》，载《现代法学》2005第4期。[9]协议相对人如果对该公权力行为存在异议，只能诉请法院进行监督与救济。

第二步是，结合行政协议的双重属性明确利益衡量的必要限制，发挥次要属性具有的阻止公法遁入私法、处分遁入协议的防火墙功能。因为行政协议属于行政行为的一种，法院直接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上的行政行为可撤销规则予以撤销。

从概念上看，只要错误方的错误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皆为重大，就构成了重大误解。[3]参见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23行终82号行政判决书。

[23]相关案件包括：楼建浦诉浦江县人民政府浦南街道办事处房屋拆迁管理案（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7行终498号行政判决书）。鉴于传统行政行为的可撤销事由中已经有明显不当的规定，显失公平要件同样会遭到悬置。

通过对2020年1月1日以来的行政协议判决文书检索，笔者发现，法院最终援引《审理行政协议规定》第14条或第16条第2款判决撤销行政协议的案件寥寥无几。笔者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行政协议案件检索发现，《审理行政协议规定》第16条第2款基本上不会被法官援引，即使被援引，也不是独立适用。其三，从权利消灭事由上看，协议相对人享有的重大误解撤销权会因为除斥期间经过或者撤销权的放弃而消灭。可是问题在于，《审理行政协议规定》第16条第2款的规定，无论是在可撤销对象上，还是在可撤销标准上，均过于宽泛。

为了解决上述要件悬置问题，笔者对《审理行政协议规定》的修改建议是：或者取消第14条欺诈、胁迫要件，并在第11条第1款合法性审查内容中明确行政机关的诚信义务。[42]参见叶金强：《私法中理性人标准之构建》，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1期。

通说认为，行政协议是指当事人之间就公法上权利义务设定、变更或终止所订立的合同。与此同时，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条件下，民事合同规则能够用于行政协议。

一方面，就其第14条而言，要取消欺诈、胁迫、显失公平等悬置要件，将行政协议撤销权的事由明确为重大误解。参见李颖轶：《论法国行政合同优益权的成因》，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在协议相对人明知的情况下也有撤销权成立的例外。因此，《审理行政协议规定》第16条第2款的可撤销对象应当限定为该条第1款中所指的行政机关为了避免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而享有的变更、解除权。这种归因于行政机关过错的缔约行为，理论上可以被行政行为违法的传统救济路径所吸收。（一）区分判断的逻辑基点 关于如何识别行政协议，学者们一直众说纷纭。

对于符合可撤销标准的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来说，法院既可以适用第16条第2款的规定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70条的标准判决撤销行政机关的变更、解除行为，又可以适用第16条第3款规定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78条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并采取补救措施及赔偿损失。[30]参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3行初699号行政判决书。

对于凸显了协议性或行政性的两种可撤销对象，它都综合考虑行政协议的双重属性来平衡行政机关、协议相对人与协议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兼顾了依法行政、契约自由、契约正义等法治原则。导致该缺陷的根源在于，《审理行政协议规定》对行政协议双重属性的理解采取了简单拼接的方式，一刀切地将行政协议行为或按照行政行为处理或按照民事合同处理。

或者改变第10条第2款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明确以欺诈、胁迫为由撤销行政协议的举证责任归属行政机关。可问题是，将上述欺诈、胁迫规则作为行政协议可撤销的依据，会导致要件悬置。